改革巨擘绘宏图—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

浙江在线 2017-10-12 08:59:37
 
 “何处潮偏盛?钱塘无与俦。”浙江,因钱塘江曲折而得名,波澜壮阔的钱塘江大潮蜚声中外。   “省以江名”“地如其名”,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说过:“浙江的历史发展也有着很多的转折和曲折”,“近几十年来,浙江最大的转折就是改革开放。”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发地之一,浙江以“勇立潮头”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马当先,实现了从一个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在习近平初到浙江工作的2002年,浙江已连续多年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城乡居民收入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   习近平在来浙江履新后的第一次干部见面会上说:“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迈入新世纪的浙江,正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习近平在深入调研、深邃思考的基础上,在2003年7月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出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   “八八战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不但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实践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且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在省域层面比较早地进行了战略谋划和具体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八战略”不但是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浙江实践的总纲领,也是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向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各领域全面推开:建设创新型省份、生态省、文化大省,打造“活力浙江”“法治浙江”“平安浙江”……浙江的改革由此开辟了全新境界。   回首来路,浙江干部群众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在当年推动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实践中,习近平充分展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的改革勇气,着眼全局、面向未来的改革远见,以人为本、为民造福的改革立场,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改革韬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改革方法,统筹兼顾、追求和谐的改革艺术,调研开路、一抓到底的改革作风,为浙江建设全面小康注入了强大动力。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浙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改革创新之路,就是一段“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历程。   ——习近平   拉长时间轴,观察新世纪以来浙江改革这部鸿篇巨制,人们清晰地看到,今天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其基本架构和发展逻辑,源自2003年习近平提出的“八八战略”。15年来,浙江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历史的时针拨回到2002年10月12日。这天下午,浙江省领导干部会议在省委礼堂召开。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习近平到浙江任职的决定,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面对全场500多名干部,习近平说,中央决定他到浙江工作,他深感责任重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浙江人民“走出了一条令世人瞩目、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到浙江工作,“感到有很大压力,有一种上华山爬险道‘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只能向上攀登,不能停滞不前’的感觉”。但是,“我愿意承担重任”,“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习近平后来回忆道:“2002年我从福建到浙江工作的时候,脑子里装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时浙江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我这个接力棒怎么跑,来了干一些什么?”   此时的浙江,虽然头戴“中国经济优等生”的光环,但面临世情国情省情的重大变化,正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   从全球看,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经济。这既为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挑战。从全国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供求关系、消费需求、发展路径以及发展的体制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省情也在变。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和资源能源消耗的日益增加,作为先发地区的浙江率先遭遇生态环境压力、资源要素制约、内外市场竞争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从2003年开始,要素供给全面紧张,“有项目无地建设、有订单缺电生产”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依赖成本优势的“浙江制造”,遭遇内销压价和外部“反倾销”的双重挤压……   那时,因为闹“电荒”,工业企业“停二开五”“停三开四”是常事,甚至连西湖晚上都经常漆黑一片。后来有记者就此问过习近平:“在停电的时候,习书记在想什么?”   习近平回答:“痛定思痛吧,人总是要长一些教训,才能增加一分动力,我们的资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在接受一家央媒采访时,习近平进一步点出了浙江种种发展问题的实质:“各地经济发展中遭遇的要素紧张,根子在粗放增长方式。”   破解经济发展难题的钥匙在哪里?解决各方面困难的动力靠什么?习近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自己带头,马不停蹄,深入企业车间、田间地头,和广大基层干部、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交流。   历史长河,总是在峰回路转处,激荡出最壮阔的波澜。在一次次的调查研究中,对浙江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时代命题,对新时期浙江改革的顶层设计,习近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大思路。   在2003年上半年的几次会议上,习近平频频谈到浙江如何进一步巩固优势、发展优势的新课题。   5月26日,在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对新时期浙江的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释。他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深化改革提出了深层次的新的更高要求。浙江改革已经取得的体制先发优势,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会上,习近平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我们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敢干的创新精神,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   深谋远虑之后,一项事关浙江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水到渠成。   2003年7月10日,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向全会作报告,正式提出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重大决策部署。   “这八条,第一条讲的就是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也就是要深化改革。而其他七个方面,都是从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去推进重点改革,而且都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体制创新为保证,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既有方法论又有路线图的系统全面的深化改革顶层架构,为浙江改革发展架起了‘四梁八柱’。”作为多项浙江重大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时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亭对记者说。   思想是历史发展最耀眼的坐标。“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是推进浙江各项工作的总方略。遵循习近平确定的“八八战略”的指引,历届浙江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把改革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用浙江实践、浙江经验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不断作出浙江贡献: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等改革扎实推进,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相得益彰,“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深化……   一幅水平更高、动能更新、成果共享的发展画卷在之江大地不断铺展:实体经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浙江制造”加速迈向中高端;对内对外开放在改革中跃上新台阶;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和包容性不断增强,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完善提升;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实践永无止境,改革永在路上。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说:“‘八八战略’,不是管一地一域的,不是管五年十年的,而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总纲。”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5月在考察浙江时对我省提出的“努力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平上更进一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快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的要求,今年6月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和“富强浙江、法治浙江、文化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清廉浙江”的具体目标,确立“改革强省、创新强省、开放强省、人才强省”的工作导向,并向全省干部群众发出响亮号召:“在浙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根本的就是要一以贯之地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探索创新‘八八战略’的实践载体,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优势,强化现有优势,发掘潜在优势,努力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   “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在推进发展的进程中,不仅关注经济指标,而且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和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投入。   ——习近平   没有改革,就没有浙江的今天,更没有浙江的明天。   对于浙江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需要,习近平洞若观火。   在2003年5月26日召开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在谈到浙江深化改革要有“新的更高要求”时深刻指出,改革要从微观层面向政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宏观层面推进;要从经济领域向科教文卫等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联动推进;要从内部自主性改革向建立符合世贸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管理体制推进;要从城乡各自推进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推进。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已经看得很清楚,到2003年时,浙江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全面推进、时不我待的历史关口。”浙江省发展改革研究所原所长卓勇良告诉记者,经过前25年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破,经济体制方面一些大的障碍已经扫除,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和行政管理不匹配、和自然环境不和谐等方方面面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全面推进政府管理、社会保障、生态建设等各方面的改革已然箭在弦上。   当时参与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报告起草的同志说:“我们深深感到,习书记‘八八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浙江改革从局部突破跨入系统布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为浙江开辟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   由此,浙江的改革发展再掀大潮,层澜迭进:在全国率先完善所有制结构,培育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率先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率先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率先构建新型大社保体系,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网络;率先推进科教文卫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率先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全国省级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十五”时期是浙江“改革推进力度最强的时期”,《浙江“十五”改革报告》这样评价。   义乌,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一面旗帜,也是习近平整体推进改革的重要实践样本。   从2002年10月到2007年3月,习近平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检查指导工作。他进市场、走乡村、下车间,为义乌改革发展把脉开方,并亲自部署总结推广“义乌经验”。   谈起习近平对义乌改革倾注的心血,时任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格外激动。他回忆说,“习书记当年对市场转型升级、对外开放、百姓民生、维护工人权益、统筹城乡发展、信用建设、新农村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文化教育社会事业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发展,都提出了精辟的指导意见,为义乌改革的整体推进指明了方向。”   快速发展的义乌,当时面临种种体制机制瓶颈。   比如融资,义乌2005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586.2亿元,但企业贷款却非常困难。因为按规定,各大国有银行在义乌不能设分行只能设县级支行,只有几百万元的授信权限。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有意进驻义乌,但由于受行政级别限制,也不能在义乌设立分支机构。一些企业从正常渠道得不到贷款,只能转向民间高利贷。这不但增加了资金成本,也埋下了风险隐患。   再如进出口通关,那时义乌每天向世界各地发送1500余个货柜,尽管义乌已经有了金华海关办事处,但仅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通关、监督和征税功能,企业的备案登记、减免税业务都要到金华海关去办,企业很不方便……   凡此种种障碍,光靠某方面的局部改革已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这些体制机制上的不适应,习近平生动形象地打了个比方:小孩子成长太快,而衣服太小,得“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为此,他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对义乌等经济发达县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专项调研。   在习近平亲自推动下,2006年11月14日,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金华市以延伸机构、委托或交办方式将131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市。义乌一时被外界称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县级政府”,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也由此启动。   “权限下放后,义乌的投资环境有了明显的提升。”时任义乌市法制办主任虞秀军回忆,“以前审批需要跑半年到一年的项目,下放后一两个月就完成了!”   强县扩权改革后,义乌地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300.1亿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420.9亿元,年均增幅达15%以上。   整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有直面挑战、攻坚破难的历史担当,也要有统筹布局、善作善成的系统谋划。   “三农”问题,事关国本。对农业、农村、农民怀有深厚感情的习近平,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常常深入海岛山村、田间地头,与农民、渔民促膝谈心。   2003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在谈到农村改革发展时,习近平说,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当年6月,他亲自倡导、旨在从环境改善入手统筹城乡发展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在全省展开。   2004年1月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浙江要“力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新路子”。这一年,他亲自指导制定的《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出台,浙江的城乡一体化改革步子又一次走在全国前列。   提升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习近平的总体改革布局中,文化体制改革也是重要一环。   2003年7月中旬,在浙江成为全国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省后,习近平亲自带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回来后,省委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习近平就浙江文化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习近平在会上指出,文化体制改革要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以及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三个重点,形成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格局。   1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习近平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的往事,一位当年参与文化体制改革的退休干部仍深有感触:习近平同志在阐释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时,总是把文化建设放到和其他建设的相互关系上来认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从其相互关系来印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也非常注重系统性,既高屋建瓴又兼顾方方面面。   “两只手”推进全面深化市场取向改革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习近平曾引用宋人杨万里的这首诗,来比喻经济社会发展翻山过坎、转型过关之难。   浙江是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进入新世纪,中央对浙江的期待是“继续走在前列”。   习近平认为,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干在实处的重点,第一个方面是改革。“浙江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就在于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激发千百万人创造力的体制机制”。   在浙江转变发展方式的当口,习近平抓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主线,发挥好、规范好、协调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推动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进入新世纪,要素制约既是浙江发展的“痛点”,也是浙江改革的“靶点”。   习近平在2004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机制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要积极探索运用价格杠杆合理确定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各类要素的比价关系,形成有利于集约使用资源要素的机制。”   在习近平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市场化取向改革在浙江走向全面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进:继2002年10月嘉兴秀洲区启动首批废水排污权有偿使用,拉开全国排污权有偿使用的序幕后,2005年1月,东阳和义乌的水权交易开创全国水权交易制度改革先河;同年,对六大高能耗行业实行差别电价改革和煤电价格联动改革,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层面的生态补偿办法;2006年,启动工业用地“招拍挂”改革试点……通过改革,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污染排放数量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逐步形成,集约经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和机会,粗放经营则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在“市场大省”浙江,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有形市场到无形市场,市场作为一种机制,在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上激发出无穷的活力。2002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建立网上技术市场,开国内技术市场网上交易先河。2003年,浙江成立产权交易所,建设全省性产权交易市场体系。2004年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成为我国首批农村合作银行之一。2006年,台州路桥泰隆城市信用社改名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成为我国首家区域性民营银行……   在推动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培育要素市场、建设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同时,习近平注重强化机关效能建设,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用好“两只手”,打出一套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组合拳”。   习近平在2006年3月17日的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文章《从“两只手”看深化改革》中指出,改革逐步推进到一定的时候,“两只手”应该是这样的关系:比如,在经济社会协调上,市场这只手更多地调节经济,政府这只手则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经济运行上,市场这只手调节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政府这只手用来制定游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在公平与效率上,市场这只手激活效率,政府这只手则更多地关注公平;在城乡发展上,城市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市场这只手的作用,农村的发展则由政府这只手承担更多的职能。当然,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必须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深化改革。   温州,是浙江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民营经济的重镇。习近平一直以来特别关注温州的各项改革。   时任温州市直机关工委书记王仁贤回忆,2003年8月15日上午,温州数千名干部在温州体育馆开了一场机关效能建设动员大会。当时,温州市委主要领导在会上宣布: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办事拖拉,严禁吃拿卡要,严禁态度刁蛮;同时,加大政府放权力度,宣布凡是可以取消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必须保留的,要最大限度地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审批程序……   “没过多久,习书记来温州调研,市委领导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对温州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温州机关效能建设的经验被推荐到全省。”王仁贤说。   2005年5月,习近平第12次到温州调研。他还叮嘱当地干部:“制度创新是温州取得成功的经验,也是下一步加快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推进机关效能建设。”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曾结合浙江的改革实践指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特别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浙江过去有3000多项政府审批事项,减少到800多项,成为全国审批项目比较少的一个省。通过机关效能建设,政府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审批项目减少了,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搞好服务;市场这只手壮大了,政府又可以转换出更多的职能来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   从1999年浙江率先在全国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2002年、2003年相继进行第二、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2004年全省6053个省、市、县机关部门,1497个乡镇和2353个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全面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到2013年11月作为全国唯一试点启动以“权力清单”为基础的“四张清单一张网”创造性改革举措,浙江始终遵循习近平指引的这一正确的改革方向。   2016年底,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今年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则更是强调,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方面各领域改革。“最多跑一次”,已经成为当下浙江改革的关键词。到2017年底,浙江将实现“最多跑一次”覆盖80%左右的行政权力事项。   让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特别是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习近平   2002年12月,浙江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一结束,习近平就奔赴宁波、台州、温州调研。民营经济是这次调研的重要主题。正如他说过的,浙江的活力之源在于改革,这“首先又体现于具有先天市场属性的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宁波,他要求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发达的优势,努力在“以民引外”上取得突破;在台州,他强调要推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再创新辉煌;在温州,他希望民营企业加快创新,把创新史继续写下去。   “习书记一路上看了不少民营企业。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吉利集团造车,但习书记到台州专门去参观了吉利工厂,还特意坐到吉利汽车里,手握方向盘体验了一下。”全程参加这次调研的时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告诉记者,“当时习书记就说,浙江应该有自己的汽车,要进一步发挥我们民营企业的优势,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   温州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向记者回忆:“2002年12月习书记第一次来我们康奈考察调研。他鼓励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还要去创新,创新无止境。我们听了很受鼓舞。”“后来,习书记又来过5次,他看得细,问得也细,从厂房、食堂到员工宿舍,生产、经营、生活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温州正泰工业园调研时,习近平勉励正泰要“续写创新史,实现新飞跃”。临走时,他对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我对非公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以后正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直接来杭州,到办公室来找我。”   听到这番话时,南存辉感觉心里一暖。他回忆说,“第二年,我还真的去找了习书记”,那次想去汇报正泰实施国际化战略打造国际先进电器制造企业的事情,就试着拨通了电话。“电话里,习书记很热情地说‘可以,你来吧’。”   那天,在习近平的办公室里,南存辉汇报了差不多有2个小时。“他工作那么忙,但非常耐心地听我汇报,说这件事很好,项目启动的时候要给正泰写贺信。”南存辉说。   2003年7月21日,正泰集团果然收到了习近平发来的贺信。贺信从浙江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义、民营经济的作用,讲到正泰作为民营企业的代表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在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表示要鼓励和支持。   “在23日正泰打造先进电器制造企业项目启动仪式上,我向全体员工宣读了这封信,大家非常激动。省委书记给一家民营企业写贺信,这在当时可是头一遭啊!”南存辉说。   习近平甬台温调研回来后,浙江省政府2003年1月7日就出台了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提出放宽投资领域,实行更加开放的投资准入政策;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和完善对民间投资主体的金融服务;实施公平合理的配套政策,为民间投资营造宽松的环境等多项政策意见。   习近平在大力支持发展民营经济、高度评价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居功至伟”的同时,也敏锐地看到了浙江民营经济当时存在的问题:粗放经营、数量扩张的发展路子与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力约束明显加大之间的矛盾、低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领域与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的矛盾……   当时,温州民营经济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碰到“天花板”。习近平在一次去温州调研的路上,对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历史和面临的问题,都了然于胸,娓娓道来。在那次调研中,习近平鼓励温州增强信心、再创辉煌,并且送了四个字——“东引西进”:“东引”,即要引进境外资金增添发展新动能;“西进”,即要跳出温州发展温州。   “这是真正的大战略!现在你听到这句话马上就会联想到‘一带一路’是吧?为什么习书记当时就能提出这种大思路,因为他很早就意识到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性。”郑宇民说。   在深入调研浙江民营经济现状、深刻洞察民营经济未来的基础上,2004年2月3日,习近平在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从主要依靠先发性的机制优势,向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等“五个转变”,以及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等“五个提高”,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   “十五”期间,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7.1%提升到71.5%。在民营先发、市场先发的同时,浙江国有经济资产结构和资产质量也不断优化,一大批国有企业成为行业排头兵、领头羊,总资产收益率居全国第一,不良资产占权益比重全国最低。   习近平在2003年7月10日的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特别阐述道,“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浙江只是个私经济发展快,其实浙江的公有制经济也发展得很好”,“正因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形成了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   对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习近平结合浙江的实践,曾深刻指出:“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浙江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宏观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动力源泉。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陷国有经济于绝境,反而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实现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当年习近平对国企改革的关心和勉励,让时任杭汽轮集团董事长聂忠海至今难忘:“我们杭汽轮是一家老国企,改制后对经营团队和骨干实施股权激励,年销售额从4亿元猛增到13亿元。2004年6月22日,习书记专门来我们杭汽轮调研。”   “我记得,习书记听取汇报后高兴地说,‘杭汽轮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那么大的变化,你们干得很不错!’他叮嘱我们,‘你们的担子很重,要把体制理顺,把机制激活,把干部员工的积极性保护好,把企业长远的发展规划好。’这四点要求真精准,我们改革的方向更明了、劲头更足了!”   习近平从杭汽轮调研回来后,省委召开了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说,单个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实现产权多元化,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时任杭钢集团董事长童云芳参加了那次座谈会。他对习近平会上讲的两句话至今印象都很深:一句是“不同类型的企业要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不搞一刀切”,另一句是“可以通过招标招募等办法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习书记真是既准确把握企业实际,又高瞻远瞩、放眼未来。”   “那次座谈会后,不少省属国企门庭若市,战略投资者纷至沓来。”童云芳回忆,杭钢当年也接触了很多境内外投资者,有马来西亚的外企,也有国内知名民企,“现在看来,这正是习书记高瞻远瞩的胆识。积极引入境内外各类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获得战略资源和要素,提升品牌、管理、技术,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2006年,杭钢参与作为民企的宁波钢铁公司重组。习近平对此事非常关心,9月15日专程到宁钢调研。   童云芳记得,就在临时腾出来的一个简易工棚内,习近平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会上习书记说,‘既让杭钢相对控股宁钢,为杭钢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又让民营经济持有一定的股份,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也没有受到影响,做到两全其美。’”   “当时,那么大的钢厂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全国都很少见,为此习书记亲自出面协调。宁钢的重组,就是‘两个毫不动摇’思想的生动体现。”童云芳说。   如今,各种所有制经济不断融合,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浙江基本经济制度的一大特点。从当年民营企业升华集团收购浙江轻纺供销有限公司51%的国有股权、开创浙江直属大型国有企业股权转让先河,到近几年世界500强浙江物产集团以混合所有制整体上市、打响新一轮省属国企改革“第一枪”……一个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的局面已然形成。   沿着习近平指引的方向,浙江国有、民营经济近年来都不断跃上新台阶。2016年,浙江省国资委监管的省属企业以全国第17位的总资产,实现了全国第9位的营业收入、第4位的利润;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浙江共有134家民营企业入围,总数连续18年蝉联全国第一。   今年的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强调,“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民营经济发展的更好氛围,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浙江的实践正不断走向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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